这样的结论与丁玲见面时，丁玲一方面对否定了“自首”的说法感到满意，另一方面对“有变节性错误”表示不能接受。~小?税*宅- ¨追￠罪.辛￠蟑!节?同时她表示，1955年对她的批判，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，并说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，接着她就写了个声明。

李之琏把她的声明交张际春签署后，和审查结论一起报送党中央审批。中宣部随之又组成一个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小组，来处理丁玲、陈企霞的“反党小集团”问题。李之琏将这些调查材料以及丁玲、陈企霞等人历次所写的声明、申诉材料和丁玲给李之琏送交材料时附加的一封信，全都印发中宣部的部长、副部长、机关党委委员、作协党组成员和专门小组成员作参考。

周扬对李之琏的这种做法大为恼火。有一次在陆定一家中谈话时，他当着陆定一和张际春的面质问李之琏：“你们把反党分子对人的诬蔑广为散发，这是什么意思?!”

后来丁玲又写了有关周扬的信和材料，李之琏只好放进文件柜，不再印发有关同志了。?8+1!k*a~n*s!h′u+.·c¨o·m^

但是不论周扬个人如何恼火，于1956年冬季才结束的对丁玲等人“反党”问题的调查核实活动，在中国作协内部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；同时人们又全都看到，因为“托派嫌疑”而被公安机关“隔离审查”的陈企霞、李又然，都被无条件释放了；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，也由张际春做组长而不再以周扬为领导了。所有这类“反常”的现象促使人们纷纷发问：周扬在作协领导的种种斗争，是否还能站得住?

于是有些在1955年积极揭发批判丁玲的人，纷纷声明过去都是某某叫他们那么说的，都要求准许更正。再加上大量的调查核实，证明作协党组1955年9月给中央的关于丁玲、陈企霞“反党小集团”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，绝大部分都属子虚乌有。比如：

原说中国文联党组决定丁玲为《文艺报》主编、陈企霞与萧殷为副主编，丁玲竟违反党的决定，把陈、萧也列为主编；事实是丁玲与周扬商量后，周扬同意才这样做的；

原说丁玲1953年在文学讲习所招待德国作家时，居然把她自己的照片与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的照片并排高挂；事实是这个会场并非丁玲所布置，当她闻讯时立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，并把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；

原说丁玲提倡“一本书主义”：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就有了地位、有了一切、有了不朽，谁也打不倒；事实是丁玲有一次与青年作家们谈话说：作为一个作家，首先要写出书来；如果一本书也写不出，还算什么作家呢?……

1956年12月，陆定一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听取了这些落实情况的汇报，感到十分尴尬，当场埋怨周扬说：“当时一再说要落实、落实，结果是这样的!”至于今后如何处理，他也同意专门小组的意见说：“也只能实事求是，根据查实的结果办。￠看\书^屋?暁.说′王? ·追~醉¨新+璋^踕,”

周扬此刻表现得很不安，他即刻表明：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出于他的建议，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。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说了丁玲的不少好话。

李之琏对于周扬的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：既是毛主席的指示，为什么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，并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执行?既是毛主席的指示，为什么在结束批判后不落实揭发的问题，就向中央写那样不负责任的报告?现在又说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不少好话，这又出于什么目的?

归纳起这一切，不能不使李之琏和机关党委的同志感到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，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。

这次部务会议结束后，周扬就竭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出的漏洞。1957年1月，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、刘白羽、郭小川及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人一起，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，他们修改了若干次，将“反党小集团”改为丁玲、陈企霞“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”，“不应以‘反党小集团’论”。

这个结论稿，还没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部务会议上讨论，1957年5月的整风鸣放开始了。在中国作协，大家鸣放得最集中的，就是如何对待“丁、陈反党小集团”的问题。陆定一认为既然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、陈有这么多不同意见，那就应该把这一问题再交回作协党组讨论如何处理。

1957年6月6日，作协党组根据陆定一的这个指示，召开了党组扩大会。周扬首先说：“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。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，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……”

邵荃麟、刘白羽等人也相继发言。有的说，丁、陈“反党小集团”的结论是站不住的，不能成立；有的说，批判有偏差，斗争过火，对揭发材料没经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，不慎重；有的人还表示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，等等。

接着，党组扩大会的批评矛头都指向了周扬，批评得越来越尖锐，态度也越来越激烈。丁玲、陈企霞也追问周扬是谁叫他这么搞的……

会议开了三天再也没法开下去。正好，6月8日这一天，党中央吹响了“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”的号角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这是为什么?》的社论，整个形势急转直下。对丁玲、陈企霞的问题如何处理，也不再提交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，而由陆定一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