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监狱坐落在北京城东北角的草岚子胡同，人们叫它“草岚子看守所”，原是国民党的“北平军人反省院”，当年薄一波、刘澜涛、安子文、杨献珍等人就在这里被关押过。¨s′o,u·s+o-u`2\0-2`5+.?c¨o*m?他被关进了没有十平方米的监号。门上有个高约三厘米，横约十厘米的长方形“窥孔”，内有一张木板铺可睡五个犯人，屋角有个大尿桶。每天除“放茅”（上厕所）、“放风”（跑步）外，不能出监号寸步，吃过一个小窝头、一碗棒子面粥和一块咸萝卜的早餐，指导员找他谈话：只要坦白交代，仍有光明前途。

第二天，同一内容的早餐后，一位女管理员在监号门外喊：“葛佩琦：出来！”他被领到监房院的大门，一位武装战士把他带到了另一个院子。这院子北边有一排平房，一溜开着五六个门，每个门旁都挂着“审讯室”三个字的牌子。他被带进了一个审讯室，坐在办公桌旁边的，正是前天晚上逮捕他时那位穿便衣的同志。

“你刚进看守所，可能有些不习惯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*求\书~帮· ,嶵?歆·章-结.庚￠鑫¨筷·把你带到这里来，是为了弄清你的问题。你只要好好交代问题，就有前途。”

1958年2月18日，春节。春节过后，葛佩琦入狱已近两个月，才第一次接受正式审讯。审讯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审讯员。这位年轻人对祖国的现代史和党的地下工作知识，似乎还是一张大白纸。当葛佩琦回答他对“历史经历”的询问，说到1938年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，这位年轻人问：“你组织游击队干嘛？”葛佩琦回答：“抗日。”这位年轻人把桌子一拍：“胡说！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，你会抗日吗！”

“你说说，你在东北当‘国民党少将’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是共产党员，”葛佩琦说，“是党的地下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，以‘国民党少将’名义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，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军事情报，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……”

“你是‘国民党少将’，你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？”年轻的审讯员怒斥道。_删′8*墈+书~罔￠ ,免~费·越\读¨“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！这是审讯室，你要小心！你要这样胡说，就要罪上加罪！”

这样的审讯一共进行了三十六次，有时白天黑夜连续进行，葛佩琦视之为“简直是精神折磨”。从第一次审讯后，他就再也不提自己是共产党员。审讯员给他的“写亲笔供词提纲”中，也没有要求写参加共产党和奉党的指派做地下工作这一条。为党为国出生入死十几年，早被一笔勾销了！

1958年秋天，这位年轻的审讯员，对葛佩琦进行了第二阶段共达三十次的系统审讯。审讯内容与第一阶段的大致相同，但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：“你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，才当上‘国民党少将’的？！”葛佩琦说：“我不但没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，我还给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党中央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时，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，单是我们这个情报小组就有四个人；以‘国民党少将’名义作掩护的，也不只是我一个；和我在工作上单线联系的李年，也是用‘国民党少将’身份作掩护的……”

1958年初冬，审讯员给葛佩琦一份“写亲笔供词提纲”，他很快写好交了上去。不久审讯员对他说：“你的问题已经‘结案’，听候法院开庭审理。”葛佩琦不禁暗自惊喜，以为尽管度日如年地苦熬了几将一年的岁月，终于“结案”快回家了！

1959年2月下旬，他看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送来的一份《起诉书》，他才知道自己的那种“暗自惊喜”未免太想入非非了！《起诉书》中把他的革命历史全部称为“反革命历史”，把1957年6月以来大小报刊上对他的那些栽赃诬陷的不实之词作为论据，说他“公开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”，要求法院对他“依法惩处”。

葛佩琦的“铁案”是这样翻过来的苍天可鉴：他被党判了无期徒刑

1959年3月4日早饭后，他出庭受审。法庭就在草岚子看守所内监房大院外的另一个院子里。这院内有一栋坐北朝南的瓦房，门上边写有“法庭”二字。审判台上坐着审判员、检察员、书记员、陪审员，台前站着几位法警。庭内虽然也摆满了木制长条椅，但没有一人旁听。

审判员指着最前面的一张长条椅让他坐下，问了他的姓名、年龄、工作单位，由检察员宣读《起诉书》。读完之后，审判员要他陈述意见。这是维护真理与革命法制的关键时刻，他再也不能默默忍受不准提及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的禁令，而为自己做了论据充足、法理畅然的辩护。他说：

《起诉书》控告我的罪名，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条：第一条是“历史反革命”；第二条是“现行反革命”。根据事实，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。现将理由陈述如下：

《起诉书》控告我为“历史反革命”的主要内容，是说我“历充蒋匪要职，积极为敌效劳，长期充当蒋匪特务”，这完全是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。